自1981年以來，日本核電站規定半徑內的家庭每年都會收到一定的補償金。按照規定，電力公司也要為其對農田和漁區的影響支付巨額補償款。

但在當地遭遇強烈而持久的反抗時，政府也會動用防暴警察來實施鎮壓。因此，核能擴張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多樣化的沖突史，這些沖突往往是暴力的，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演愈烈。核能產業的各種事故和相對頻繁的丑聞，增加了大多數公眾的“核過敏”，刺激了地方反核隊伍的不斷壯大，進一步延緩了政府核計劃的實施。

例如，1995年在門州FBR發生的事故，1997年和1999年在東海村的后處理廠發生的事故;1981年在Tsuruga發生的工人過度暴露于核輻射的事故;1999年9月在東海村的后處理廠有兩名工人因過度暴露而死亡;2002年8月，發現東電對核電站例行檢查結果進行虛假報告;2004年，關西電機運營的一個反應堆的管道爆裂產生的熱蒸汽爆發，造成5名工人喪生。調查顯示，這段管道被人有意從安全檢查表中刪除，因此從未接受過檢查。

1979年3月美國的“三里島核事故”和1986年4月烏克蘭(當時屬于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事故后，也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但與德國放緩核電推進政策不同的是，日本選擇了繼續新建反應堆，并增加了對核電技術和能源生產的財政支持。

2011年3月發生的福島核事故由9級地震引發，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堆芯熔化。該事故讓許多反核人士看到了希望，認為這場災難可能意味著日本核能的“終結”，或者所謂的核綜合體(日本稱為“核村”)的結構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很多人都相信，核能在國家能源結構中的重要性會大大降低。事實上，在核事故發生后的短期內，核能似乎將成為一種在日本沒有前途的技術。

核事故后，所有核電站逐步關閉，兩個月的時間內核電站全部停產。隨后，在2012年7月重啟首個反應堆。2013年9月，所有的反應堆再次停工，這次停工的時間約為2年。然而，這導致了化石燃料使用量大幅上升，燃料進口量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這些不利影響證明了目前核能為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作出的積極貢獻。

2012年當選的安倍政府成功地推動了核電的復興計劃，扭轉了前任政府決定的在2040年前逐步淘汰核電的計劃，并在2014年重新啟動了核反應堆。因此，在福島核事故發生后，盡管大多數人仍然拒絕擴大核電規模，但在令人驚訝的短時間內，日本政府就作出了維持核電現狀的決定，并將核電作為國家能源戰略的主要支柱。日本的核電建設政策僅僅降低了目標，福島事件前的計劃是將核能提高到總電力供應的50%，這需要額外建設15座核電站。

而新計劃則顯示，力爭到2050年使可再生能源成為日本的主要電力來源。而2030年的目標則沒有變化，能源結構設定為核電占20%至22%，可再生能源占22%至24%，火電占56%。由于這屆政府再次大力發展核能，因而備受爭議。相比之下，國際能源署在最近對日本能源政策的分析中，建議日本如果要在2030年之前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就應該按照國際上的共識，重新使用核能。如果到2030年核能不能達到20-22%的目標，那么要想使用可再生能源進行彌補將“極其昂貴”。

屆時，日本很可能要消耗更多的天然氣和煤炭，這樣就很難用國家的手段來達到控制溫室氣體的目標。日本已經在國際上做出了承諾，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13年減少26%。政府希望通過革新能源結構來實現這一目標，其中核能發揮了重要作用，占比約為20%至22%。盡管如此，日本再次大幅削減核計劃。在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災難之前，日本的目標還從長遠角度出發，將核電占電力供應的比例提高到50%。

從決策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力挺核能的，但對可能遇到的阻力也進行了評估。例如，日本原子能電力公司(JAPC)在2018年11月初最后一刻獲得了位于茨城縣的東海2號核電站的延期批準，再延長運行20年，該核電站在本月底就達到了法律規定的40年最高運行壽命，應該永久關閉。東海2號與受損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一樣，都是位于東京以北約120公里處的沸水反應堆。而且，該核電站周邊30公里范圍內有96萬居民，人口密集程度居“核村”之首。由于這是日本第一座商用核電站，東海市也被稱為日本核能的發源地。由于有比較多的居民受雇于核電相關產業，因此很少有針對核電的抗議活動。

此外，日本核廢料的儲存和最終處置問題仍未解決。日本唯一的核廢料處理設施位于日本北部青森縣。于1993年建成，早已達到其能力極限。在德國，核廢料處理的選址和決策流程非常復雜，是一個長期的、多方參與的過程，比日本的流程更為復雜，所以德國至今也沒有走出一條有效的、可達成共識的發展道路。

然而，就兩國的核能發展和相關政策而言，核能在德國將不再扮演重要角色，而是主要通過擴大可再生能源來實現能源生產綠色化。日本并沒有像德國那樣，受福島核事故影響而大幅削減核能的使用，也沒有形成一個有約束力的核電淘汰計劃。對此的解釋也可能是，日本的“核情結”很強，隨著時間的推移，福島核事故的可怕后果被逐漸淡忘。

“核情結”的主要利益相關者是東京電力公司和其他地區的公用事業公司。他們與政府官員、電力企業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與德國的情況相似，“核村”里也住著對核能感興趣的媒體、學術團體和其他機構的成員。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的反核人士并沒有通過長期的、多樣的政治活動成功地破壞“核村”，也沒能成果利用福島核事故實現最終淘汰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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