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核能與核技術應用事業的快速發展，我國核事業進入安全高效發展新階段。我國核能行業走向透明開放的步伐大為加快，但仍然發生了一些涉核輿情事件。如何做好新階段、新時期的核能公眾溝通工作，成為核能行業一個重要課題。
就核能行業的公眾溝通形式及方法等相關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鄧理峰。
中國環境報：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對核能發展尤為重要。您認為，我國涉核公眾溝通實施情況如何?還存在什么問題?
鄧理峰：目前，我國已經頒布了《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等一系列法規或條例，對于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做了明確規定。《核安全法》第五章“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也對此做了詳細規定，明確了公眾參與是建設重大項目的必經之路。
但在具體落實過程中，仍存在忽視公眾參與，或者是側重科普宣傳而偏輕公眾意見咨詢的做法。這也反映了國內某些大型項目爭議中公眾參與和協商治理的困境。
一方面，制度安排已經到位，公眾參與協商治理乃大勢所趨，既是政府的執政方向，也是民心所向。另一方面，涉事單位在新媒體環境下實施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卻因缺乏經驗和深入研究，裹足不前。
我認為，如何彌合制度規范與實踐現實之間的差距，在相當長時間里仍將是消除風險溝通中社會不信任的工作起點。
在涉核輿情事件的風險溝通中，在事實層面信息供需失衡、反核者的另類事實及其構成的反向背書效應、在組織層面對企業和地方政府能力和善意之消極感知、在文化與社會環境層面價值觀沖突和信用赤字沉積，是導致社會不信任的主要因素。
目前有關風險溝通的研究，大家都將重建信任當作是當下風險溝通實踐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我認為這是不夠完整和準確的。對于核電等社會爭議技術，在社會不信任的狀況下，風險溝通者的首要緊迫任務，不是重建社會信任，而是消除公眾對于核電企業及地方政府的不信任。
消除不信任和重建信任，這是相關聯、但是屬于性質不同的兩個任務。由于高度不信任導致的關系后果，未必能通過提高信任水平來改善。這也意味著對于信任和不信任，需要使用不同的管理方法。目前，風險溝通一線人員對于信任和不信任不做區分的認識，尤其是不信任的成因和結果的認識誤區，是突破目前風險溝通實踐瓶頸的重要障礙。
中國環境報：近年來，核電企業走向透明開放的步伐大為加快。您認為在信息公開方面，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完善?
鄧理峰：有研究發現，高質量的信息公開有助于增進公眾的控制感，通過弱化風險感知來增進社會信任。當一個情境中，風險感知要遠勝于信任(即愿意擔當風險)時，一個控制系統將有助于縮小社會信任與風險感知的差距。其具體路徑是信息公開，增進公眾的控制感，弱化風險感知，從而增進社會信任。
新媒體技術革命也極大地降低了信息公開的成本和門檻。在明晰這個作用機制的基礎上，如何用好新媒體技術潛力，縮小《核安全法》《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等法律法規對于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的規定與現實工作之間的差距，這是目前國內核電業界迫切需要攻克的難題。
在一些涉核輿情事件中，地方政府和企業向公眾披露頻次最高且最為豐富的信息，是技術安全等組織能力層面的內容。但公眾對于組織能力的感知往往是模糊的。公眾對于官員及企業品格的負面感知非常強烈，并對公眾參與、信息公開等意愿和渴望非常強烈。
簡言之，在人們啟動理性認知通道時，組織能力的正負面感知往往會影響人們信任與否的決策，而在人們啟用感性和非理性認知通道時，誠信與善意的正負面感知往往影響人們信任與否的決策。在低度信任和高度不信任狀態中的懷疑一切，尤其是在權力不均衡的情況下，最容易出現群體性的偏執認知。
當反對者的生命安全和死亡恐懼被喚起之下，公眾處于集體亢奮的情緒狀態之中，其理性和邏輯認知通道通常處于關閉狀態，而邊緣路徑的認知通道非常活躍。在公眾啟動邊緣路徑的認知通道時，各種啟發式線索，比如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信用赤字、對于地方官員政治壓力、利益輸送等的假想和想象，都構成對風險溝通者善意的負面感知。
目前，國內風險溝通者對于信息公開有助于增進社會信任，而信息封鎖會激發社會不信任的認識不足。風險溝通中的信息公開和公眾意見咨詢等公眾參與活動，既有助于優化和改進決策，也有助于提升決策的民意基礎和決策合法性。但風險溝通者往往對此認識不足。對于法律法規或條例所規定的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要求，存在流于形式或象征性使用的情況。
中國環境報：做好核能行業的公眾溝通工作無疑非常重要，那么，如何重建公眾的信任和消除不信任?請談談您的建議和對策。
鄧理峰：首先，既往事件沉積下來的信用赤字和消極感知往往是導致不信任的歷史原因。其次，價值沖突是不信任的文化肇因。除此之外，社會情境的非常態(處在對立和對峙關系狀態)，也是導致社會不信任的環境因素。進入敵對和競爭關系狀態后，溝通雙方已經無法沉靜、理性地對待彼此的意見和所呈現的事實。
鑒于此，需要認識到信任和不信任存在不同的形成過程和作用機制。信任源自于公眾對于企業的厚望、信念和信心的正面感知，而不信任源自于公眾對于企業的擔憂、疑慮和善意缺乏的負面感知。由于信任和不信任的形成過程和作用機制不同，對于重建信任和消除不信任，需要有不同的行動策略。
要重建信任，更多地是要改善公眾對于風險溝通者在風險防范和事故發生之后有效應對等能力的正面感知。而要消除不信任，則需要企業做出更多的關系投資(比如通過信息公開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構建企業的橫向社會聯系和社會資本)，讓公眾感知到風險溝通者的善意。此外，核電企業、相關企業以及相關行業的誠信記錄等聲譽，作為公眾對于過往經驗的總體性主觀判斷，對于構建公眾對于核電風險溝通者的信任，并減少不信任，也有重要影響。
和其他風險工業項目所引發的不信任問題類似，我認為涉核事件中，公眾群體對于地方政府和涉事企業的不信任問題，可能比如何構建信任的策略，是更為緊迫的現實問題，也是更有必要在概念上做出剖析和澄清的理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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