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倒退回45年前玉蘭競發的長安街，最西端的京西賓館迎來一群特別的上海客人，繆鴻興便是其中一員，身為“秦山一期核電”副總設計師的他，從那一天起，與中國自行設計的首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的命運，牢牢綁定在一起。
悄然之間，中國已經超越法國，正式成為世界上擁有第二多核電站數量的大國，僅次于美國。
中國建設和運行56座核電站這一數量在2019年得到了刷新，最新數據已經變更為62座，至此，中國全面進入三代核電建設周期。7月24日至26日，經濟觀察報記者從中央網信辦網絡評論工作局、國務院國資委宣傳工作局指導，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主辦，國家電投承辦的“與共和國共成長 新媒體走進新國企”之“核鑄強國夢”的活動現場采訪中獲得了這一信息。
作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大型先進壓水堆的重大集成，國和一號(CAP1400)是在消化、吸收、全面掌握中國引進的第三代先進核電AP1000非能動技術的基礎上，通過再創新開發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功率更大的非能動大型先進壓水堆核電機組，是中國核電高質量、高水平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基礎。
國和一號總設計師、國家電投上海核工院院長鄭明光表示，截至目前，國和一號已形成知識產權6513項，形成新材料、新工藝、新裝置392項。國和一號在國內相關大學、科研院所、制造業等產學研近400家單位、2萬名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下，開展了歷時十年的科研攻關，健全完善了先進核電技術研發、設計、制造、安全評審等體系，推動中國核電技術及裝備制造業實現了從二代向三代的整體跨越。
時光倒退回45年前玉蘭競發的長安街，最西端的京西賓館迎來一群特別的上海客人，繆鴻興便是其中一員，身為“秦山一期核電”副總設計師的他，從那一天起，與中國自行設計的首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的命運，牢牢綁定在一起。
待至當年3月31日的下午，繆鴻興和他的同伴們，懷揣關乎開創中國核電建設先河的壓水堆設計模型，叩開了人民大會堂新疆廳的大門。
決策
1970年，一場關乎中國核工業發展起步的浪潮正愈來愈近。
最早釋放宏觀信號的是頂層中央。1956年1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說：“原子能給人類提供了無比強大的動力泉源，給科學的各個部門開辟了革新的遠大前途。”
這是可考證的國家領導人最早明確為原子能發展“背書”的定調之一。
市場的供需反應適時而來，上海和華東地區電力短缺的問題，激起了國內首座核電站的建設欲求。
1970年2月春節前夕，周恩來總理指示：從長遠來看，華東地區缺煤少油，要解決華東地區用電的問題，需要搞核電，同意上海市研發核電站。1970年2月8日上海市召開會議，傳達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動員和部署上海核電研究和開發工作。
歷經多年醞釀，一項重大的歷史決策得以催生落地，那便是按照中央的要求，研究原子能發電。
1974年3月31日，周恩來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專委會上親自審查批準了《上海“七二八”核電工程建設方案》及《“七二八”核電站設計任務書》，指出：“一定要以不污染國土、不危害人民為原則。”按照中央的意見，對這項工程來說，掌握核電技術的目的大于發電，且為中國核電建設指明了方向。
中央頻繁釋放的宏觀信號，開始吸引專業人才的眼球。事實上，早在1967年初，正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核潛艇動力裝置專業教研室反應堆控制專業組教員的繆鴻興，便聞悉上海有可能展開核電站建設的風聲。
年輕氣盛的繆鴻興和研究室的伙伴們，敏銳抓住這個歷史機遇，主動撰寫了一份報告，請纓參加核電站一線建設。
上級批復很快到了：同意!繆鴻興所在教研室的一行23人(含家屬)集體做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個人決策——舉家南遷，調入當時上海成立的“一二二工程籌備處”參加上海核電工程的建設。
1970年2月8日，為了響應周恩來當年關于在上海建設核電站的指示，上海市科技組成立上海市728工程處，包括繆鴻興在內的多名專業人才，正式成為了“728人”。
在推動中國核工業發展的共同目標下，繆鴻興的個人決策，與中央的宏觀決策，不失時機地構建成一個重疊。中國首座核電站建設的正式起步，一觸即發。
1981年10月31日，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等五委一部《關于請示批準建設30萬千瓦核電站的報告》，1982年6月1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核工業部正式上報《關于請示批準30萬千瓦核電站廠址定在浙江省海鹽縣秦山的報告》。同年11月，國家經委批復同意核電廠址定在浙江海鹽縣秦山。1982年12月30日，在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建設秦山核電站的決定。
難題
創業的熱情過后，難題緊隨而至。
繆鴻興認為，以當時的境況來說，中國搞核電站最大的困難是材料和設備制造。
他當時負責控制儀器儀表和反應堆保護系統方面的總體設計和把關。1976年的某一天，他和同事發現秦山一期核電站的安全相環節之一——柴油機調速器出了問題。
當時的要求是，柴油機必須在10秒鐘之內從0轉速升到滿轉速，否則它所驅動的安全注射系統就無法及時把水注入相應位置，進而影響整個反應堆的安全性。
調速器是728工程處委托天津調速器廠加工的。728工程處馬上派人趕到天津，按照對方的質保程序一步步檢驗，發現是對方的標準出了問題。早已成型多年的工藝，應該怎么才能改進呢?
繆鴻興和同伴便派專人“盯”在廠里，從生產到質檢嚴格把關，幾乎每天都要和廠負責人做溝通，對樣品驗了又驗，最終的成品不僅滿足要求還有了提升，僅需7-8秒就可以達到滿速。
后來同事們聊天，一位老朋友告訴繆鴻興：“老繆，當時我們都等著看你笑話了，沒想到你真的把這東西搞出來了!”
挑戰不止于此。
自1974年底調入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參與秦山核電廠土建設計工作的夏祖諷，亦為秦山核電站的建設付出艱辛努力。
那一年，還是同濟大學結構理論研究室年輕教師的夏祖諷奉命調入728工程隊，從事728工程，也就是秦山核電站的設計。
作為中國核電事業的“開荒”之作，秦山核電站的設計和建設在當時國內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在還沒有開放的環境下，夏祖諷和同事們只能從科技情報所的微縮膠片中了解技術資料，持續探尋核電站安全殼設計的理論原理和方法，同時與相關的科研院所、制造廠進行大量的土建結構的相關試驗。
有一次，在進行預應力安全殼試驗的時候，由于現場缺少卷揚機等大型機械，夏祖諷與參加試驗的同事們、工人們一起僅憑著雙手，硬是將數十米長的鋼束在孔道中拉進拉出，最終完成了所有的試驗。
后盾
將目光拉回，上述核電站建設的諸項事宜，與1974年春天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內發生的一切有著莫大關聯。
那一年的3月31日， 歐陽予(中國大陸第一座核電站的總設計師)、彭士祿(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繆鴻興、趙嘉瑞等一行人從前門進，他們從上海帶來北京的核電站模型則是蓋上一塊布單獨從后門進。
這一行人到達時，整個會場已經坐滿來自中央、部委及各相關單位的百余位人員。
當看到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以及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領導人時，繆鴻興的心開始“撲通撲通”地跳。
他打開圖紙，攤在地上，整個人半跪在地上，用手指著圖紙做匯報。周恩來讓服務員給其搬了一個板凳：“你們要比我活得長，會承擔更多的任務。”
匯報過程中，周恩來提出了自己最關心的問題，即核電站的安全和廢料處理的問題。聽完繆鴻興的匯報他拋出疑問：“高放乏核燃料你們打算怎么處理?”隨后，又提問關于廢水處理的問題。
事實上，在核廢料處理的難題之前，“一二二工程籌備處”(后來的“728”工程籌備處)還面臨過熔鹽堆的挑戰。
時任“728”工程籌備處的相關人員解釋道：“現在回過頭去看，這種堆型對中國當時的工業科技水平而言還是太超前了。打個比方，這個堆型要求熔鹽中所含的雜質硼、鎘等的含量要小于0.1ppm數量級，即要達到千萬分之一以上的純度。且不說分析手段是否具備，單就上千度的高溫、接近真空的超低壓和長時間的蒸餾技術也難以做到。我們搞了三年，發現這些瓶頸受限于當時技術實在難以突破，不得不放棄熔鹽堆，把目光投向了可操作性更強的壓水堆。”
從1973年開始，繆鴻興所在的團隊針對壓水堆搞了一年的試驗和技術驗證，最終印證了它的可行性。
談及這段“插曲”時，繆鴻興很難受地向周恩來匯報表示，之前搞得這種很不成熟的堆型，花了300萬人民幣。周恩來聽了，擺擺手說：“300萬花了就花了，就當做是教訓費了。”
那場會開完，繆鴻興等一行人滿載而歸：中央批準了其建設壓水堆的方案，同時周恩來親自同意給728工程處撥了8000萬人民幣用于后續科研建設工作。
在當時，這是難以想象的金額。
對于繆鴻興來說：“直到現在，我也忘不了那個困難年代里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對核電站事業毫無保留的信任與支持。”
在中央提供的堅實后盾下，至此，中國核電發展事業翻開了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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