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核能行業，正處于這樣一個時代：既存在不小的社會意見分歧，又必須面對與其他能源品種在清潔性、安全性和經濟性上的競爭。核電究竟有多安全?多少安全才是足夠的?如何做到絕對安全?都是核電從業者經常被問及的命題。進入核電和平使用期后，世界上曾發生過三起嚴重核事故，公眾因對核能不了解而產生的恐懼心理遠未消除，一說到發展核電，很多人第一反應不是支持而是抵觸，“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鄰避效應已成為當前制約中國核電發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從中國能源國情出發，安全高效發展核電既是一項現實選擇，也是破解當前能源發展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徑。鄰避效應往往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信任問題，破解出路在于公開透明，用科學數據說話。核能溝通如何突破自說自話，將核心信息有效送達更廣闊的的公眾?

“比如向公眾普及核電的安全水平的事故概率為10的負七次方，它表明我國核電安全標準很高，但是這樣科普顯然是不夠的。‘不怕一萬只怕萬一’,10的負七次方在公眾看來并不是一個萬全的數字，他們會擔心‘千萬分之一’如果發生了呢?所以還要回答他們真正擔心的問題。既要說清楚核電安全標準將核事故概率降到了最低;更要說明，即便‘千萬分之一’發生，我們也完全有能力做到‘事故后果可控’，不會對公眾、環境和社會產生實際影響。” 10月30日，由中國核能行業協會主辦的“中國核能可持續發展論壇—2018年涉核公眾溝通交流大會”在中國核電的發祥地浙江海鹽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對核公眾溝通提出上述建議，分享了對破除核電鄰避效應、建立深度溝通機制的看法。杜祥琬是中國“兩彈一星”的核心人物之一，長期從事核武器理論設計與核試驗診斷理論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學與核試驗診斷理論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同時也是國家最早派到蘇聯學習國防科技研究專家。

該論壇上，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王乃彥也提出類似觀點，應大力宣傳科學的核安全觀：所謂的安全并不意味著不存在風險，絕對的百分之百的不存在風險的安全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安全即意味著風險發生的幾率是非常小的，而且一旦出現風險，完全有能力來控制它，使它造成的危害非常小，不會對周圍公眾造成傷害。不應該將風險和危險相混淆，有風險並不等于就有危險。

杜祥琬建議，國內應推進和完善核公眾溝通的制度化、法制化和組織化，使公眾對核電有獲得感，公眾對專家建立了種信任：“有話找得到地方說，有問題找得到地方解決，可以安心、放心。”類似的機制中國核電行業也曾有過嘗試：大亞灣核電站建設之初，香港曾有人反對，為此組織了安全委員會，這個安全委員會類似于“環境協調委員會”，能夠讓企業、公眾、政府、專家全方位參與，形成了良好的組織制度。有了這樣的組織和制度，大家就可以做到深度溝通：擔心什么問題?如何規避風險?對大家的好處是什么?不同意見通過溝通得到化解，最后大家就能達成一致，切實感受到其中的“利”。

澎湃新聞對杜祥琬院士的發言稿《更有效地做好核能發展的公眾溝通》中的主要觀點摘編如下：

公眾溝通是關系到核事業未來發展大計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當前我國核公眾溝通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呢?換言之，我國核公眾溝通的現狀是什么?近年來，隨著新媒體的發展，核電行業公眾溝通不斷創新思路，以科學普及為主要手段，一直在努力尋找拉近核電與公眾距離的新途徑，但并未解決在核電征地、地區發展等各方面遇到的全部問題。在一些地方，核能發展遇到了難以被公眾接受的窘境，其主要原因是公眾對核電的認識有限或片面，未能很好地、客觀公正地認識核電，核電科普創作和宣傳、公眾溝通不到位、不及時、不全面，甚至出現誤導現象。這些問題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科普和公眾溝通的力度、深度相對不夠, 尤其缺乏正確的方式方法，總的來說，存在范圍窄、時間短，信息發布不夠公開、透明，公眾溝通行動遲緩，缺乏互動等問題。第二個原因就是核電公眾溝通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和完善。前者導致核公眾溝通效率和質量不高，后者導致公眾相對缺乏責任心和主人翁意識。從心理學角度看，人們對核電的了解程度，決定他們對核電的接受和支持程度。而公眾參與國家大事的程度及對待國家大事的理性科學的態度，本身也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標志。

如何才能改變現狀，真正做好核公眾溝通?基于以上兩點的論述，我還是堅持從兩個方面入手，權當拋磚引玉，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一些積極思考和啟發。

第一點，核電發展，科普先行。這已經是老生常談，怎樣才能真正做好科普?在我看來，“理解”是科普的前提，一定要在理解的基礎上做科普。

什么是理解呢，首先，要換位思考，站在公眾角度想問題。我們要學會理解公眾，了解公眾。人們為什么心存疑問或恐懼?因為對核電缺乏科學的認識，三次核事故又放大了人們對核電安全的質疑和擔心。找到了原因，我們就能在公眾溝通上對癥下藥，通過切實有效的科普，讓公眾對核有科學和理性認識，對于核事故有深入了解，這樣就能減輕甚至消除公眾對核電的恐懼。

其次，理解是相互的，公眾也要理解核行業工作者。要讓人們明白，任何工程科技領域的創新和發展都不可能一帆風順，總是伴隨著代價和犧牲。比如發展日新月異的航空航天領域，不也是有先行者為成功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么?我們對核能的認識和利用歷史并不算久遠，經驗還不算足夠豐富。人類科技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核電的發展和其他領域的科技一樣，也有一個產生、發育乃至成熟的過程，要馴服核能，為人類造福，失敗或痛苦也是難免的，要讓公眾理解，其實我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謹小慎微，自始至終把安全作為核心來抓，而且現在對核能的認識已經達到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要讓公眾學會理解核工作者，有耐心，把眼光放長遠。

在更具體的工作方式和細節上，我還有三點建議。一是盡量用科學數據說話，數據不會說謊，能客觀科學地說明核電安全系數很高，但在展示數據的時候，一定要用深入淺出的語言讓公眾聽懂。比如向公眾普及核電的安全水平的事故概率為10的負七次方，它表明我國核電安全標準很高，但是這樣科普顯然是不夠的。“不怕一萬只怕萬一”，10的負七次方在公眾看來并不是一個萬全的數字，他們會擔心“千萬分之一”如果發生了呢?所以還要回答他們真正擔心的問題。既要說清楚核電安全標準將核事故概率降到了最低;更要說明，即便“千萬分之一”發生，我們也完全有能力做到“事故后果可控”，不會對公眾、環境和社會產生實際影響。

第二點，要讓公眾明白，像切爾諾貝利和福島那樣的核事故在我國是不可能發生的。為什么呢?因為全世界的核電工作者都在總結經驗和教訓，一旦出現事故一定會出臺更安全的措施防患于未然。比如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操作錯誤僅僅是導火線，根本原因在于堆型缺乏最基本的安全防護，安全殼都沒有。這種堆型在切爾諾貝利之后已經棄用了，現在的反應堆堆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核電站防止放射性物質外泄的共有四道屏障防患于未然。再比如福島核事故，本質上“它是一個事故序列”，發生九級地震之后核電站正常停了堆，但地震引發海嘯，14米高的海嘯沖到岸上破壞了核電站供電，又沖走了備用電站，沒有電力供水，熱量難以排出，這樣才導致核泄漏，后期處置又做得很差。在我國這樣的海嘯會不會發生呢?海洋、地震和核領域的專家通過共同研究已經得出了結論。盡管如此，我們沿海地區核電站還是不敢掉以輕心，防波堤都加高了，就是為了防止類似事故。

第三點，要讓公眾認識到我們可以駕馭核能，預防危機，并且核電安全做到切實可控。剛才說了世界上已經發生的核事故在我國不可能發生，那么沒有發生過的事故呢?事實上，對于核電站運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任何微小隱患，對于能夠認識的各種外部的、特殊的原因造成的事故，都做過預設和分析，都設計了安全穩妥的應對方案，努力做到安全，就連大飛機撞擊都考慮在內了，那么事故發生的概率已經非常微小了。在國內，無論沿海或內陸，核電安全穩扎穩打，核電站發生事故的概率會進一步降低。同時，采取了各種措施，即使在事故工況下，對事故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社會影響，都能做到實際可控。

核公眾溝通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在我看來就是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當然，還要在科普中讓公眾認識到自己是核電的受益者，而不是風險的承擔者。在這個基礎上，要達到有效公眾溝通，必須提高認識，這不是簡單的科普，還應該做到制度化、法制化和組織化。

為什么呢?因為公眾不僅是科普對象，還是參與主體。搞核電的最終目的是為公眾謀福利，我們要讓公眾感覺到發展核電對大家有利，而不是風險的承受者。把工作做到這樣的程度，我們的核電事業就會健康發展。所以，我們與公眾溝通討論核電安全，一定要把他們當成主人，讓他們參與進來。而參與進來不是開一個報告會，讓他們當聽眾這么簡單，必須制度化、法制化、組織化，形成一種機制。

舉個例子，法國在核公眾溝通的制度化、法制化、組織化實踐上做得很好。這個國家才幾千萬人口，相當于我們一個省，卻有50座核電機組。這么高的核電比例，為什么法國人能夠接受?因為他們形成了很好的公眾溝通制度。法國公開透明的核體系是其核能事業順利發展的關鍵所在，尤其是2006年頒布TSN法案，對于法國公眾溝通具有里程碑意義。TSN法案即核透明與核安全法案，詳細界定了公眾的準確及時知情權，要求在開展核項目時，必須和公眾進行溝通。對于所有核活動，公眾有權獲取他們需要了解的相關信息，如果出現了公眾反對的情況，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企業層面，都必須隨時和公眾保持溝通。良好的制度。使公眾對核電有獲得感，公眾對專家建立了種信任:“有話找得到地方說，有問題找得到地方解決，可以安心、放心。”這就是制度化、法制化、組織化的魅力。

國外還有很多制度值得借鑒，比如建立“環境協調委員會”等類似機構，在處理核電、焚燒垃圾廠等與公眾利益相關的項目時，環境協調委員會在項目啟動之前建立一個政府、公眾、企業、專家四方參與的機制，著手進行公眾溝通工作。對公眾關心的一些實際問題做深入溝通。內容包括項目初衷和目的，項目給公眾帶來的利益，項目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的作用，如果有風險如何解決等，實際溝通效果很好。

諸如此類的制度，國內也不是沒有好的案例。大亞灣核電站建設之初，香港曾有人反對，為此組織了安全委員會，這個安全委員會類似于“環境協調委員會”，能夠讓企業、公眾、政府、專家全方位參與，形成了良好的組織制度。有了這樣的組織和制度，大家就可以做到深度溝通:擔心什么問題?如何規避風險?對大家的好處是什么?不同意見通過溝通得到化解，最后大家就能達成一致，切實感受到其中的“利”。

鑒于以上原因，我建議我國也要推進和完善核公眾溝通的制度化、法制化和組織化，形成一套完善的科學、民主、透明的決策程序，而不是只做科普宣傳。公眾應作為參與主體，一開始就參與立項的醞釀、溝通和論證。這種機制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政府主導，公眾、企業、專家協同參與的機制，做到四方責、權、利清晰，大家對項目的科學性和可行性、項目風險和利益達到高度共識，只有這樣，才能化解信息溝通不對稱矛盾，才能推進核電事業平穩發展。